刑法分則的條文皆是「重建犯罪現場」的抽象化框架。
本文係補充《從一重處斷？》第一種類型的常見立法型態：「犯……而有……情形」。以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為例：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例如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54 號刑事判決：
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、(六)、(七)所為，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公然冒用公務員服飾、官銜罪與加重詐欺取財罪之2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此則判決書中描述的事實如下：
陳帝福明知自己未曾擔任檢察官、律師，且非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副局長，竟基於公然冒用公務員服飾、官銜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之犯意，於103年9月18日上午9時許，在臺中市○區○○○路綠園道公園之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，見李義勇與另2名不詳成年友人在該處聊天，即主動上前搭話，公然向李義勇及其2名友人謊稱：其曾經擔任19年的檢察官、律師（追加起訴書誤載為法官），現任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副局長再過1年就要退休云云，並出示上開其身著檢察官法袍及律師袍之照片予李義勇及2名友人觀看，以取信之，而公然冒用公務員服飾、官銜，復對李義勇佯稱：現在有4個環保局清潔隊員職缺，擔任1年後即可轉任正式環保局員工，需先包1個3000元紅包疏通人事單位，另需繳交2000元之治裝費云云，致李義勇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，旋於同日上午9時多，將現金5000元、其身分證影本、識別證影本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、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、存摺影本、大頭照及印章交付予陳帝福。
因此，行為人的行為該當第339條。由於犯罪事實中，有一事實為「公然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」，因此，行為人的行為雖然仍屬第339條的「施用詐術」的文義範圍內，評價上亦該當第339條（上圖左）。但「此種情形的第339條」有「特別的規定」，因此，「認事用法」之後，重新評價為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（上圖右，形成屬性的白馬非馬：白色＋馬），仍為「一」詐欺行為。
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96 年度上易字第 1128 號刑事判決：
按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3 款攜帶兇器竊盜罪，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，此所謂兇器，其種類並無限制，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、身體、安全構成威脅，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，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，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。
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261 號刑事判決：
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謂之「攜帶兇器」，祇須於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，該兇器不必原屬行竊者本人所有，亦不以自他處攜至行竊處所為必要，縱在行竊場所隨手拾取應用，其有使人受傷害之危險既無二致，自仍應屬上述「攜帶兇器」之範疇。是以縱認上開螺絲起子係上訴人在被害人車內取得一節屬實，亦不影響於原判決之結果
前述二則判決圖示如下，從圖示可知，第320條加重的脈絡下，只要有「兇器」即可，至於攜帶的原因為何，是否在現場拾獲亦不論：
因此，或許應重新檢討下面二則判決的結論：
20 年上字第 1183 號判例：
殺人之後，臨時起意行竊，當時縱有攜帶兇器、毀越門閂、於夜間侵入住宅情事，均不過為其殺人所用之手段，與竊盜行為無關，仍應認為普通竊盜。
22 年上字第 1460 號判例：
所謂侵入竊盜，必其侵入之初，即基於行竊之意思，倘以他故侵入，在侵入之後，始乘機起意竊盜者，尚難以侵入竊盜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