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圖各罪間具有前後的「階段性」：
競合時，學說有所謂「不罰之前行為」或「不罰之後行為」（或稱與罰後行為），實務則是「重罪吸收輕罪」。但這樣的評價適當嗎？
行為人之行為具有可罰性，係因「製造風險，實現風險」，而刑罰高低在罪刑相當原則的制約下，係以「風險高低」予衡量並評價。從「風險」角度觀察，以210條及第195條第1項為例，後者具有「意圖供行使之用，而……」，顯然係因此客體具有「流通性」，而偽變造的目的既在流通，倘無意外則必然流通，故偽變造的當下，流通於外的「公共信用風險」已然具足。但第210條的客體，在偽變造當下並不具備「意圖供行使之用，而……」，因此，其對「公共信用風險」的侵害在於第216條，因此，從風險的高低而言，偽變造貨幣在於「偽變造」的時點，而偽變造私文書則在於「行使」的時點：
而以「風險」衡量及評價在實務判決本亦有之，例如，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6621 號刑事判決：
行為人於完成犯罪行為後，為確保或利用行為之結果，而另為犯罪行為時，倘另為之犯罪行為係前一行為之延續，且未加深前一行為造成之損害或引發新的法益侵害，按之學理上所謂之「不罰之後行為」（或稱與罰後行為），固應僅就前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；惟若前後之行為已分別侵害數法益，後行為之不法內涵並已逾越前行為所該當犯罪不法內涵之範圍時，則另為之後行為顯具一般預防之必要性，而非屬不罰後行為之範疇，自應加以處罰，否則即違反充分評價原則。
故衡量及評價時，只看風險不看輕重，只看風險不論前後！統計上，不同的事件有其不同的機率分配，刑法在評價時，似應有不同的機率分配的想法，而非只有「輕重」不論「風險」，只有「前後」不論風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