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法院20 年上字第 1050 號判例：
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旨，所以保護文書之實質的真正，故不僅作成之名義人須出於虛捏或假冒，即文書之內容，亦必出於虛構，始負偽造之責任。
同樣的觀點是否亦適用於偽造公文書？學者認為：
誠如前條（註：第210條）所述，我國實務見解多認為，凡作成名義雖出於虛偽，但如內容為真實，即無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。不過，這樣的看法在偽造公文書或特種文書的情形應加以調整。例如遺失國民身分證，自行再偽造一張內容完全相同的國民身份證，或因醫師執造破損不堪，依樣偽造一張醫師執造，或機車牌照被偷，自行再打印一張顏色、材質、數字、字母完全相同的「車牌」懸掛在該機車上。此揭偽造的國民身分證、醫師執造、機車牌照，其內容均與事實相符合。然而，諸如國民身分證、醫師執造、機車牌照皆係由執行國家公權力之公務員所製發之文書，此等公文書在於表彰一種身分的證明或資格憑證，此種證明或憑證在現代的國家社會中，須由具較高擔保作用之國家所製發，蓋因這些事項的管理，就響大眾或社會秩序甚深。因此，即便自行製作之國民身分證、醫師執造、機車牌照之內容均與事實相符，也不應允許私人自行製作，此一方面乃是由於私人並無此類證明或憑證之製作權限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私人擅自以國家名義製作此類證明或憑證，將會影響國家對於此類證明或憑證的管理機制。因而，有關公文書之有形偽造，只要行為人不是有製作該特定公文書權限之公務員，由偽造文書之「擔保功能」之保護法益來看，此公文書實際上並非由有權製作之國家公務員所製發，其擔保功能必受影響，緃使其製作之內容與事實相符，仍可認為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」[1]。
本文不談所謂「將會影響國家對於此類證明或憑證的管理機制」這種抽象的理由，而是回歸「信用」法益被侵害的形勢風險來回答：為何偽造的國民身分證、醫師執造、機車牌照，其內容均與事實相符合，仍該當「法益的侵害」。茲就私文書與公文書的「信用」來源圖示如下。由圖中可知，私文書的信用源自該文書，而公文書的信用來自於政府機關，二者的信用來源並不相同，因此，判斷上自該有所不同：
而這樣差異表現在「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」形勢風險的高低自然有別，故法益侵害的期望值反應到刑法第210條及第211條的法定刑是有差異的：
對照登載不實，條文中將「業務上作成之文書」從「私文書」中區分出來，從上面的說明亦可知：從事業務之人，雖不及於政府機關，但其業務本身亦有其信用性，例如醫師、律師或會計師，因其「登載不實」造成的形勢風險高低與「~業務上作成之文書」，例如持偽造之身分證與租車公司訂約，二者顯然有別。故登載不實所「預防之風險」在於製作文書人的信用是否被「濫用」。
將四罪排列如下即可知：似乎表彰了其刑罰的焦點在於有此身分卻濫用的這個部分：公文書部分，因為信用來源不管是偽變造或登載不實，都指向政府機關，因此，行為人的行為引發的形勢風險相當，刑責亦同；至於私文書部分似乎認為有權製作的無形偽造僅有身分的濫用，因此刑責較輕。但本文則有不同的見解，蓋業務身分本就有一定的信用性，這樣的濫用所引發的形勢風險其實是較高的。簡單想一下，一個人出具法律意見書與一個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，何者會得到更多的「相信」？故，業務之人濫用其身分，基於其引發的形勢風險較高，故其刑責應較一般之人為重。
[1]盧映潔，刑法分則新論，修訂十七版，頁344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