州吁未能和其民，厚問定君於石子。石子曰：「王覲為可。」曰：「何以得覲？」曰：「陳桓公方有寵於王。陳、衛方睦，若朝陳使請，必可得也。」厚從州吁如陳。石碏使告于陳曰：「衛國褊小，老夫耄矣，無能為也。此二人者，實弒寡君，敢即圖之。」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。九月，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。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蒞殺石厚于陳。君子曰：「石碏，純臣10>也。惡州吁而厚與焉。大義滅親，其是之謂乎！」
刑法第272條係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，其刑罰重於第271條普通殺人罪，而第273條係義僨殺人，其刑罰輕於第271條普通殺人罪。倘行為人激於義憤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，究應論以減輕之第273條，抑或是加重之第272條，抑或先減輕後，量刑再加重？
關於這樣的個案，學者間說理各有不同，但結論概為僅論以第273條之罪：
一、義憤殺人乃關係社會整體的評價，而殺害直系血親罪則為家庭親屬間的評價，因此應以成立義憤殺人為妥。本文則認為，人倫難道不也是社會整體的評價？
二、義憤殺人行為人主觀上的殺人動機既係出於維護社會公義，且其構成要件中的客體並無限制，解釋上亦包括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二罪間呈現法條競合關係，應適用對行為人較為有利之減輕規定。不過，法律人不是很堅持生命等價，怎麼此時又來評價「維護社會公」的生命與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的生命？再者，行為人「當場」「激於義憤」的「心智」下，當真有「出於維護社會公」之念？
三、二罪呈現擇一關係，但不適用擇一重原則，反而應例外從輕。
四、義憤殺人罪之規定應排斥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適用。
本文認為，刑罰在於行為人之惡性，因此，應從惡性來看，而惡性的評價應有常態與例外之分。第272條係「常態」情況下，行為人不能為之，否則，基於「常態心智」卻為此罪，其惡性顯較第271條之罪為重，所謂「罪加一等」。至於第273條則係「當場」「激於義憤」的「非常態」情況下，行為人的心智並非「常態心智」或可說，此時的行為人「激於義憤」已然「理智性線斷裂」，係一種「例外」，而且這個「例外」是一般人一旦面對都會如此，此時的行為人故意係「激於義憤的非常態故意」其惡性顯較「殺害直系血親」的常態故意為輕，這樣的思考脈絡與緊急避難的「非常態」脈絡相當，故基於「罪刑相當」，宜論以較輕之罪。其實從某種角度來看，這個例外的心智是否都是「惡性」，某種情境下，其實這樣的例外心智是「善行」，而這個善行與「大義滅親」的本質是一樣，既然「非出於惡意」但仍負一定之責時，其刑罰當然不能基於「滅親」事實，而是「大義」事實。
延續「常態」與「例外」，本書前有提及的Trolley Problem，有人認為生命等價，但本書認為基於「現實」的最適考量，仍有不得不為之勢。今再佐以「常態」與「例外」，亦能說明，常態上，生命等價是應堅守的價值，但例外一旦發生，同樣基於生命的價值，不得不為「評價」上的取捨。等則等之在其「預設的脈絡下」必須堅持，一旦「脈絡不同」亦即「預設的脈絡」此一前提不存在時，不能僅以結論而論，沒有前提支撐的結論，是一個可以被排斥的結論，這樣的情形就如同刑法的「從一重處斷」的前提是「二個惡性」的行為，從一重，一旦「～二個惡性」行為，這個「從一重處斷」就應該被排斥，或許這就是前述第三個論以義憤殺人罪的根本理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