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異見書認為，在教唆犯罪的形勢下，共有二段的風險及行為人。教唆犯所建構的形勢風險在於惹起犯意，一旦被教唆者著手為教唆之罪時，因其「介入」而建構起相應的風險，從因果關係而言，教唆犯有條件因果，但歸責的因果仍是實行犯之被教唆者。
或有論者認為，詐欺罪不也是行為人施用詐術後，被害人介入而受有損害，倘本異見書前述見解成立，那麼對定式詐欺又做何解釋？當然，倘教唆犯罪亦做定式犯罪做相同的結構時，不管是施用詐術或惹起犯意，都只是建構一個後續可能形成的風險，至於這個風險是否會被建構或成就，形式上就不是施用詐術者或惹起犯意者所能掌握，因此在詐欺罪的形勢下，施用詐術後，即為詐欺罪的未遂，同樣地這亦為本異見書認為只要著手「惹起犯意」，倘被教唆者不為所動，應檢討未遂。惟教唆罪的既遂，本異見書認為只要被教唆者著手犯罪時，即已既遂。比較詐欺罪，當被害人「信以為真」後的「交付財物」即為既遂，則二者的結構亦屬相同。
綜上所述，教唆罪的未遂與既遂，與詐欺罪的結構與解釋是相同的，不同者在於被教唆者後續的行為會建構某罪的風險與成就，而詐欺罪在被害人交付財物之後，已經不再需要相應的後續作為，因此不會有後續建構與成就風險的形勢，因此，詐欺罪的定式結構中，雖有行為人以外之人介入犯罪，但此人的介入並未與教唆犯一般有後續的風險，因此亦無所謂的介入而另行就風險之評價。
最後，本異見書認為教唆犯亦為定式結構，一樣只有一種犯罪，不過有二種風險：惹起某一罪被建構的風險及某一罪被建構及成就的風險。至於定式詐欺的結構只相當於定式教唆結構中被教唆人的著手，只是被詐欺者一旦著手，亦即「交付財物，則其受有「財產損害」的風險即已成就。故二者有相同的定式結構，一樣有惹起風險與成就風險，不同者在於被教唆者所介入的風險結構與詐欺罪被害者不同，而且定式詐欺的施用詐術行為人對犯罪具有支配力，惟教唆犯罪的惹起犯意行為人則無，故前者僅有Risk 1而後者則分別有Risk 1及Risk 2。
套用這個模型，順帶看二則本異見書認為更具異見的見解。法律人不是最講求自由意志，因此要為此意志負責，可是竟然在下面二則個案[1]中認為被害人係有意識的行為而須自我負責，因此第一個案中的甲成立幫助犯，而第二個案中的甲成立教唆犯，姑不論明顯可知被害人的有意識是有瑕疵而非「自由」意志，僅就風險來看，都只有一種由他人「支配風險」，就如同上述的定式詐欺，也就是這個風險是由行為人建構與成就而支配的風險，如果是有二種風險的定式教唆犯罪，才會只是教唆：
個案一：
甲為早日得其父乙之財產，遂對乙謊稱醫生判定其已胃癌末期，事實上僅係胃炎。乙聞言，信以為真，認為自己毫無指望，吞下過量安眠藥死亡。
個案二：
甲女與乙婦結怨，一心想要報復的甲，請人調查乙生平，發現乙在過去與某政治名人有不可告人的偷情事實。此一事實，如被揭發，乙營造多年的寡婦貞節形象將會破損，恐難面對子女與親友，並危及與之偷情的情夫聲望。甲要求乙必須「自我」了斷，否則將揭發此事，使乙在擔心甲揭發的心理壓力，服藥身亡。
紀綱，刑法分則A，2024年，頁32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