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法上的文書有所謂的日派的五性質及德派的三功能，其中的意思性或者說證明功能，表示文書的內容攸關法律上權利義務或社會生活重要事項。由於偽變造文書罪章係關於「公共信用」，因此，此章保護的是文書的「公共」上的「信用」。最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 33 號判例：
刑法上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旨，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，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，其犯罪即應成立，縱制作名義人業已死亡，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。
關於花籃、喜帳或輓聯，學說認為此類物件並無權利義務得喪變更的內容，不能在人際交往中證明什麼，因此這些物件無法該當文書之性質。但此種略去社會事實的抽象見解是否正確呢？下面這則民國 76 年 09 月 12 日的司法院（76）廳刑一字第 1669 號法律問題[1]經討論後認為有文書性質：
法律問題：甲為社會上知名人士，乙於死亡後乙之子丙竟偽冒甲之名義書寫輓聯一副懸掛於靈堂，丙應否負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責 ?
討論意見：甲說：丙未得甲之同意而以甲之名義書寫輓聯懸掛，應負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刑責。
乙說：偽造文書以足以發生損害為成立要件，縱丙未得甲之同意書寫輓聯惟對甲或公眾言，并不足以發生損害，與偽造私文書構成之要件不符，應為丙無罪之諭知。
丙說：輓聯均為讚揚死者之詞句，如輓聯形容之內容與乙生前之言行相符，則不足使甲或公眾發生損害，丙尚無刑責之可言，果乙生前聲名狼藉顯與輓聯所述不符，乃足以發生損害於甲及公眾，斯時丙應負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刑責。
審查意見：擬採甲說 。
研討結果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
司法院第二廳研究意見：同意研討結果。
當然此結論想當然爾會飽受批評。但本異見書認為，本件法律問題的關鍵不單單是「輓聯」乙物，更重要的是此物的「社會事實」，亦即「社會上知名人士」。「社會上知名人士」表彰的是為「公共」所知悉，在「信用」的法益，不能用之與所謂的「張三名義之輓聯」或「李四名義之輓聯」相提並論。試想，當你拿著「黃聰明」的名片去拜訪總統時，百分之一萬，沒有人會特別對待，但是，若你拿的是「郭台銘」拜託的名片，必然受到的待遇會有天差地別。名片一般亦不被認為是文書，但「社會知名人士」的名片呢？
綜上所述，有些物件，一般而言並不具有文書之性質，但置入「公共信用」後，必須就其所在情境脈絡所具有的作用加以檢討，不能一概以「～文書」視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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